“我妈妈田克告诉我说，他们在《大众日报》工作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却是他们最快乐的几年。”《大众日报》原编辑部主任甘怀勋的女儿甘海鸥在接受采访时说。
年前，william威廉中文重走山东新闻干部“北上南下”项目组来到南宁，采访了甘怀勋“为人民服务到底，为革命奋斗终身”的动人事迹。
少年梦想当作家 通过写作唤起社会
“我们家祖上也是从山东过来的。”甘海鸥在介绍父亲的早年经历时说，据祖上族谱记载，宁明甘氏家族的始祖系来自山东省青州府白马村的两兄弟，他俩壮年在宋朝狄青将军属下当幕僚，平叛后随屯军留了下来。1919年，甘怀勋出生于宁明县城中镇一个壮族书香家庭，他从小喜欢文学，立志当作家，上中学时阅读了鲁迅、巴金、茅盾和高尔基的作品及进步书刊。
1935年在龙州中学读初中时的甘怀勋
1936年，甘怀勋离开家乡来到南宁，开始接触马列主义的书籍。他经历了失学、失业，体验到了世态炎凉，他写了一篇反映失业青年痛苦心情的文章，发表在《南宁日报》副刊，这是他第一次以“鲁夫”的笔名公开发表文章。取这个笔名，“意思就是想向鲁迅学习”，甘海鸥解释说，他“崇拜鲁迅嘛！”希望自己“以后像鲁迅这样子，就是通过写作来唤起社会”。
年底，经过亲戚甘惠姑（中共党员）的介绍，甘怀勋来到中共在广西的第一个支部所在地梧州，在梧州制药厂做文书。他结识了地下党领导谭敏，参加了当地的抗日救国话剧社，上街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剧；与谭敏、何忌等中共地下党领导人一起发起创办了抗日刊物《战地》，宣传中共抗日救国主张和党的方针政策。
参加广西学生军 积极宣传抗日救国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广西首先组织280名青年学生军上前线抗日，引起全国轰动。这支队伍中有十名中共党员，潘韵桐（田克）就是其中之一。这年冬天，甘怀勋也报考参加了广西学生军，到桂林李家村参加战地军事训练，后步行到灵川，转乘汽车到衡阳，年底到达武汉休整待命。李宗仁的秘书程思远、白崇禧的秘书谢和庚邀请了郭沫若、沈钧儒、邹韬奋、史良、邓初民、刘清扬、沈滋九、李德全等抗日名人在武昌抱冰堂给学生军战士演讲。周恩来、叶剑英、博古、张爱萍、聂鹤亭、邓颖超、王明等中共领导人也被地下党员谢和庚邀请到广西学生军驻地，给大家分析当时的形势和中共的抗日主张。谈及父亲对中共领导人演讲的感受时，甘海鸥回忆道：“父亲说王明的报告讲得清楚，理论讲得透；叶剑英讲得很生动，讲实例；周恩来讲得很透彻”。“他就觉得：哎呀！共产党人真是厉害！他就是佩服啊！”甘怀勋更加坚定了北上抗日的决心，和大家一起上街宣传抗日，编写演讲稿和墙报，表现得很活跃，受到了广西学生军中党员同志的关注。
1938年2月广西学生军进军鄂豫皖，开赴抗日前线。甘怀勋与广西学生军二中队84名同学到达大别山，在安徽省民众抗日总动员委员会各部门从事抗日动员工作。1938年7月甘怀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纪念抗战一周年之际，为更好宣传抗日，广西学生军组织“回桂代表团”，同学们选出了八名代表，甘怀勋为临时主席。他们回到广西，在各地作抗日救亡的巡讲。“父亲比较能写，”甘海鸥说，“就叫他负责设计巡回路线，提纲是他写的，讲什么都由他拟定。”演讲引起很大反响。
1938年秋广西学生军回桂代表团在桂林留影，左为甘怀勋
保护党员顺利转移 投奔新四军根据地
1938年10月甘怀勋随广西学生军来到立煌，与鄂豫皖边区党委委员张劲夫同志一起在宣传部工作。张劲夫要甘怀勋与他单线联络，指示他负责与分散在国民党安徽省政府各部门的地下党员建立联系，同时通过他领导广西学生军党支部工作。1939年，中共地下党成立鄂豫皖区党委青委会，区党委决定由甘怀勋担任中共青委常委，中共立煌市市委员、组织部长。
1939年甘怀勋（左一）在安徽立煌动委会
1939年秋，日军加紧了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威胁利诱，蒋介石更加积极反共，开始到处逮捕、囚禁爱国人士和进步青年，屠杀共产党员。根据中共鄂豫皖区党委指示：要求大别山地区和立煌所有的地下党组织的党员和进步青年约三千余人，有组织有计划地分批撤退和转移到新四军根据地。进行了精心策划与周密布置，时任中共立煌市委组织部长甘怀勋负责为这些党的负责干部及由他单线联系的地下党员逐一落实撤退的具体时间、路线和行动计划，并亲笔书写介绍信接转组织关系。他与当时广西学生军掌管省动委会大印的中共党员郑少东配合，负责为撤退人员搞通行证，开路条等，想方设法为确保三千多名中共党员、抗日爱国人士、进步青年无一错漏全部安全撤离到了新四军根据地，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得到上级党组织和领导的一致肯定。
1940年初春，国民党再次掀起反共高潮，立煌的政治形势进一步恶化。根据上级指示，甘怀勋和易凤英率领包括潘韵桐在内的28人撤到淮南新四军根据地。“女同胞走得慢嘛，先走一天。”甘海鸥说，“那时是‘三八’节，就以慰问官兵的名义，说去演出，拿些道具。”“男同志第二天赶上，在路上会合后一起通过敌人的封锁线，走了几天到达根据地，这些党员的组织关系由市委经电报统一转到路东省委。”国民党安徽省政府长官李品仙获悉这一消息，大发雷霆，下令立即追捕、通缉，国民党桂系随即向全国发出通缉令。遵照中共中央华中局指示，甘怀勋执笔起草《为制止反共磨擦广西学生军致李宗仁、白崇禧电》，经华中局刘少奇同志审稿批准后，通过延安新华通讯社向全国发出。为了躲避国民党桂系的通缉，避免家里受到牵连，党支部决定大家都改名换姓，甘怀勋随母姓改名为王陵，潘韵桐改名为田克。至此广西学生军宣告解散。
“模范县委书记” 《新华日报》当编辑
1940年3月中旬，王陵一行奉命来到当时中共路东省委机关驻地——盱眙县半塔镇（时为安徽省盱胎县，后划为来安县）报到。甘海鸥说，当时王陵到部队奉命曾经给罗炳辉将军当过半个多月的临时秘书，看到刘少奇、张云逸等领导同志亲临前线指挥、视察前线，父亲很有感触：“还是共产党的将领强！能亲自上前线，作风扎实，官兵一致。”1940年4月，父亲王陵被中共路东省委派到安徽来安县委任组织部长，于6月调到安徽天长县任县委书记兼新四军独立团政委。到任后，王陵深入群众调查研究，要求各级干部正确贯彻执行省委制定的路线和政策，很快地打开天长县各方面的工作局面。淮南路东省委书记刘顺元同志在省委扩大会表扬他是“年轻的模范县委书记”。此时刘少奇同志刚好到淮南路东省委检查工作，听刘顺元同志汇报了王陵写的报告后，称赞道：“这个同志政治成熟早，理论水平挺高！”
时任淮南路东省委书记刘顺元同志
田克1940年12月至1941年7月调任安徽天长县汊涧区党委组织委员。1941年1月田克和王陵结婚。
1941年8月，由淮北新四军根据地发生的“托派”案件牵涉到整个广西学生军的党员，王陵也遭到了停职审查。1942年6月，在查明他在工作中并无危害党组织和革命利益后，王陵经军部分配到苏北参加反扫荡工作。1943年春节后，王陵在苏北阜宁县县委书记冯国柱和县长刘丹领导下努力工作，积极开展粮食征购、动员拥军支前、减租减息、组织民众反扫荡，得到上级领导肯定，不久县委任命他为阜宁县第五区区长。
1945年9月，王陵调盐阜地委宣传部工作，参加了新四军攻打淮阴的战斗。1946年1月，王陵被华中局指名调到《新华日报》任编辑部副主任。“他在报社这些工作呀，就是比较顺，”甘海鸥说，“我母亲都说他是喜欢报社这些同志。”
1946年田克和王陵在江苏淮安
调入《大众日报》艰苦环境坚持出版
1947年1月王陵和田克调入中共华东局机关报与《新华日报》合并的山东《大众日报》社工作。山东大众日报是中共中央华东局的机关报，王陵任编辑部主任、支部书记。田克任采访部记者组组长，期间参加过孟良崮战役的报导。田克在回忆录中写道：“采访部又是党报通讯员的联络部，通讯员队伍成员有解放军的政工干部，还有地委书记和县委书记，他们战斗工作在第一线，掌握了第一手的材料，在紧张繁忙的战斗和工作中，还经常给报社投稿，为我们专职记者提供采访的新闻线索。”
王陵（后排右一）田克（前排右一）跟美国记者葛兰恒及战友在大众日报社
1947年春夏，国民党军队的进攻重点从华中转到了华东，主战场就在山东境内。敌人妄图在鲁南沂蒙山区与我军主力决战。在《风雨历程》中，田克写道：“我们要进行大兵团作战，其规模之大，参战人数之多远远超过了抗日战争时期。当时记者都随军作战地采访，报社编辑部没有固定的工作地点，均要随华东局行动。那时候要同敌人迂回作战，白天敌机在上空搜索部队行踪，所以我们就隐蔽在树林里或藏在老乡家里，晚上就赶路，连续十五个夜行军。夜行军要求很严格，不准掉队，不准吸烟点火，不准说话。为了拉开与敌人的距离，要加速前进，夜行百里是常事。实在太累偶尔就地休息片刻，许多同志一停下来就呼呼的睡着了，还没醒过来就又要随队伍行动。有一天，我们来到一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庄打算宿营，编辑部的同志正着手审稿、排版，采访部的同志则忙于处理稿件。突然间接到紧急集合命令，说有一股敌人离我们的驻地仅有二三十里路了。大家顾不上整理行装，有的同志提着刚在池塘里洗过的湿衣服就仓促上路了。我们一路急行军，迅速转移到了隐蔽安全的地方。”
就在这样紧张的战斗环境里，《大众日报》仍然能坚持出版。
1947年5月13日至16日，华东野战军在全歼蒋军精锐部队李仙洲集团军的基础上，乘胜发起了著名的孟良崮战役，一举歼灭号称国民党的王牌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74师3万多人，中将师长张灵甫被击毙，我军获得这两大战役的胜利，沉重的打击了敌人，基本上粉碎了蒋军重点进攻山东与我军主力军决战的计划，解放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解放区广大军民团结一致，斗志昂扬，部队愈战愈勇，解放军结束了战略防御阶段，随时准备投入新的战斗。
随军南下返回广西 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1948年，为配合中原、华东野战军主力逐鹿中原，开辟新解放区，华东局决定在山东等地抽调大批干部组成中原支队随粟裕兵团南下，王陵奉命参加华东局中原支队，任中原支队第五大队政治部主任，随陈毅、粟裕兵团一路南下。他先在河南临汝中心县任县委书记，又调湖南邵阳地委副书记。
1949年3月甘怀勋（后排右一）与南下的一群县官在河南临汝中心县
1949年广西即将解放，张云逸、莫文骅等在武汉组建广西省委，需要广西籍干部，指名将王陵从湖南调回广西工作。张云逸同志提议，王陵改回原名甘怀勋，并注明壮族。1949年12月，桂林解放的第二天，甘怀勋随省委副书记陈漫远、何伟等一行回到桂林，时任省委书记张云逸指示，甘怀勋执笔起草了《告广西全省人民书》。中原局下令任命甘怀勋为广西平乐行署专员、中共平乐地委副书记。1949年12月24日，甘怀勋一行来到平乐地区。当时山区仍隐藏有国民党残留旧部和土匪武装，社会秩序紊乱，甘怀勋遵照省委指示，与地委研究制定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很快打开了工作局面。
1951年开始土改，王陵亲自带领工作队到荔浦县蹲点，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发动工作，为全面开展土改工作摸索经验、培训干部， 得到了上级的肯定。
1952年8月，省委将他调到省委办公厅工作，先后担任省委办公厅副主任、主任，省委副秘书长等职务。甘怀勋1955年任中共广西省委秘书长。在此期间，他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为省委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掌握第一手情况，为推动各项工作制定具体执行措施积极做好服务和参谋工作。
1956年，甘怀勋负责主持筹备了建国后召开的中共广西省委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开得很成功顺利，受到领导的肯定和表扬。
任广西省委秘书长的甘怀勋
南宁地区任书记 深入基层调查研究
1957年7月，甘怀勋调任中共南宁地委书记。当时南宁地区幅员最大，管辖的县最多，有四个县跟越南接壤，他深感责任重大，认真学习领会上级有关方针政策，同时注重深入基层调查研究。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是甘怀勋的口头禅。他下乡到村里群众家，经常是铺盖还未及打开刚坐下，村里干部群众就围拢上来，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打开话匣，顺耳的逆耳的他都认真听耐心记，对群众反映的意见，他都是用商量的语气摆事实讲道理，让干部群众听得心悦诚服。
全国开展轰轰烈烈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各地都在摆擂台、放卫星，导致浮夸风曾一度盛行。不久遇到三年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全国各地出现了较严重的粮荒。甘怀勋提出：一个地方、一个县工作有没有成绩不能单凭他口头上说的，最重要得看实际，最终还要看“地里长出多少粮食才算数”，提出“要确保粮荒不饿死人”！他亲自带头下乡蹲点，千方百计，想方设法帮助群众解决粮食困难问题。他根据农民群众提出的要求，大胆地向区党委提出了把闲置农田借给农民种植冬季农作物的可行性报告，获得了上级的批准实施，推广了这一灵活务实的举措，为帮助群众摆脱粮荒困境发挥了有效的作用。
1963年南宁地区10多个县一连几个月未下过透雨，特别是邕宁县旱情最重，10多万亩晚稻受到严重减产、甚至颗粒无收的威胁。为了尽快的帮助群众解决难题，甘怀勋带领地委、县委的领导干部几天几夜连续奋战在抗旱救灾第一线。不几天，30万人投入了日夜抗旱的热潮之中，使旱情很快得到了缓解。
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曾拜当时广西著名水稻专家张国材为师，下乡时常邀张专家同往，下到田间学习研讨防治水稻病虫害的措施；经常与时任广西科委主任的陶希晋（原国务院秘书长）一起到邕宁五搪办水稻高产实验区，总结推广高产经验。
甘怀勋（右一）与陶希晋（右二）杜竟平（右三）江明（左一）1963年视察西津水电站工地
在地委工作期间，甘怀勋除了机关开会外，经常深入基层，搞调查研究，并亲自动笔写调查报告，为地委全面开展工作提供了可靠的决策依据。他经常在乡下召开现场会议，研究布置工作，在他的带动下，其它地委领导同志也分别下去蹲点。
甘怀勋任南宁地委书记以来，开会做报告、会议做总结一贯坚持自己写讲稿。据许多原来听过他报告的同志回忆说：甘书记讲话做报告经常不用讲稿，都能把问题讲得很透彻，哲理性、趣味性、实践性很强，同志们都很喜欢听，据说他的发言记录不用整理就可直接形成文件下发。尤其是他做的政治形势报告，更是受到干部的欢迎，报告的会场从来都是座无虚席。
坚持实事求是 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1966年“文革”开始，甘怀勋被背上 “南宁地区头号走资派”“假党员”“托派”等罪名，受到错误批斗和残酷迫害。在那个什么都可以“莫须有”的年代，甘怀勋经常为区内外各地前来外调的“专案人员”写干部历史证明材料，因坚持实事求是，不肯写假材料曾经受过威胁、被打骂。他对女儿甘海鸥说：“最讨厌给那些定好对方罪名标题的外调人写证明材料……”他还以数十年前“托派”假案为例教育女儿，不论什么时候，“不能说假话，要对自己负责，也要对别人负责”，经得起得起历史的考验。子女因是“走资派的狗崽子”经常被人欺负，到学校也受冷眼相待，即使这样，甘怀勋仍然教育他们：要正确对待个人得失与国家利益，相信党组织总有一天会对他做出公正结论。
甘怀勋的女儿甘海鸥女士接受采访，王咏梅摄
1973年12月11日，年仅53岁的甘怀勋带着再也不能继续为党和人民工作的遗憾，怀着对亲人们深深的眷恋，永远地离开了人间。追悼大会礼堂正中的灵台上，安放盖着鲜红党旗的骨灰盒，两旁挽联“为人民服务到底，为革命奋斗终身”，横幅是“一生革命”。
“父亲甘怀勋的革命生涯可谓历经风雨和坎坷磨难，我年少离家插队，只是后来从他的战友、同事处听到过对他早逝的惋惜、对他为人与聪明才干的赞扬。在其革命生涯中，无论是面对敌人的枪林弹雨，还是蒙受政治上冤屈，都不能动摇他对党的忠诚，始终信念不改!”甘海鸥说，“在他留下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话:‘不管做什么工作，只要是党和人民需要，我就愉快地去做，努力奋斗做好，决不虚度年华。’他把毕生的精力和才智奉献给了人民，真正实践了自己的诺言！”
文/甘海鸥 王咏梅
采访/陈培琳
摄制/贾天文
剪辑/仇泽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