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鲁豫日报》成建制的抽调新闻干部南下到新解放区办报纸，刘子毅、张向阳等南下新闻干部到贵州来，创办《新黔日报》时就是继承和发扬《冀鲁豫日报》的办报思路和办报经验，从这个角度来说，《新黔日报》是《冀鲁豫日报》的贵州版。”原《贵州日报》副总编辑，92岁高龄的王保民在采访中，如是评价刘子毅、张向阳对贵州日报社、对贵州新闻事业做出的贡献。王保民1956年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毕业后，一直在《贵州日报》工作，直到退休。他从一名普通编辑，成长为报社副总编辑，王老在新闻岗位上连续干了54年，见证了《贵州日报》的发展。

采访原《贵州日报》副总编辑王保民，王咏梅摄

2026年2月11日至12日，威廉williamhill“重走山东新闻干部‘北上南下’之路”项目组王咏梅教授、硕士生韦正凤赴贵州省贵阳市，围绕刘子毅、张向阳在贵州省开展的新闻活动这一人生经历，采访原《贵州日报》副总编辑王保民和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二级巡视员李朝贵。

赴黔拓荒:于烽火中扛起办报大旗

解放战争胜利前夕，全国解放大局渐次铺展。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二级巡视员李朝贵参与编撰多部有关南下干部西进贵州的史料文献，据他介绍：“1948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准备五万三千个干部的决议》（后称《决议》），《决议》通知华北局、华东局、东北局、西北局、中原局，并告晋绥分局、冀热察辽分局、豫皖苏分局、华中工委及各前委，要求从上述管理区域选派干部到新区工作，因新区都在南方，故这些干部被称‘南下干部’。冀鲁豫边区党委在抽调干部南下的过程中组建了冀鲁豫南下支队，冀鲁豫南下支队接管赣东北地区后，1949年9月下旬，冀鲁豫随军南下干部组建了西进支队，并随二野五兵团解放、接管贵州。”

采访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二级巡视员李朝贵，王咏梅摄

为了做好新区宣传工作，《决议》发布后，中共冀鲁豫区党委机关报《冀鲁豫日报》和冀鲁豫新华书店共同抽调包括编辑、记者、通联、电讯、印刷、发行、行政等一整套办报人员近70人，编入南下支队直属大队，随军渡江南下，到新解放区办报。其中冀鲁豫日报社接受了配齐一个省(区)党委机关报架子的任务，报社全体人员都积极响应,纷纷自愿报名南下,刘子毅、张向阳便是这批南下新闻干部队伍中的骨干和中坚力量。

《冀鲁豫日报》创刊于1941年8月，是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冀鲁豫边区最重要的党报。该报坚持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报道战事动态与根据地建设，形成了党性坚定、群众路线、重视通联、严谨办报的优良传统，为革命培养了大批成熟新闻骨干。

《冀鲁豫日报》图片

这批南下新闻干部到达江西赣东北上饶后,接管伪《民锋日报》,于1949年5月24日创办了赣东北区党委机关报《赣东北日报》。王老说：“刘子毅他们在5月随军来到上饶后，就根据组织要求着手办《赣东北日报》，刘子毅任社长，张向阳任《赣东北日报》通讯部部长兼赣东北新华分社社长。后来因为局势的发展，二野五兵团需要西进解放贵州，所以《赣东北日报》在出版68期后于7月31日停刊，虽然该报办刊时日较短，但锻炼了干部，为刘子毅、张向阳等南下新闻干部积累了大规模办报与接管地方媒体的实战经验。”

1949年11月15日贵阳解放，刘子毅、张向阳率领这支新闻“连队”即刻奔赴贵州，在1949年11月18日到达贵阳，接手筹建省委机关报重任。当时的贵阳，街头巷尾仍有零星骚乱，物资短缺、交通不便，办报环境堪称“一片荒芜”。

“那时候办报是真难啊，没有像样的办公地方，印刷机也是接管来的旧设备，经常出故障。报纸名字定为《新黔日报》，就是为了和国民党时期的《贵州日报》区分开，让群众一眼就知道这是咱们人民自己的报纸。刚开始报头是报社的袁毓同志写的，后来省委书记苏振华专门请刘伯承将军题写了报头，1950年7月正式启用，大家都特别振奋。”王老说。

报社报头变迁

尽管办报条件艰苦，刘子毅和张向阳等南下新闻干部带领队伍以“白手起家”的勇气，仅用13天便完成了接管与筹备，确立了报纸的性质：“是中国共产党贵州省委的机关报，也就是全贵州人民的报纸。”而本报的任务，“一方面是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和人民政府的法令，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另一方面是反映全贵州工人、农民以及其他民主阶级的意见，为团结全贵州人民，贯彻人民政府共同纲领，解放全贵州与大西南，建设人民的贵州而奋斗。”终于在1949年11月28日，这份象征这贵州报纸“新生”的《新黔日报》正式出版，刘子毅为《新黔日报》社首任社长、总编辑，张向阳为总编室副主任。这份名为“新黔”的报纸，从此开创了贵州人民新闻事业的新纪元。

《新黔日报》创刊号

两位奠基者：从战火中走来的革命报人

刘子毅，山东安丘人，1912年生。早年就读北平师范大学，青年时期即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参加“一二・九”“一二・一六”学生运动，具有坚定的革命信念和较高的文化素养。1937年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此后长期从事党的新闻宣传和思想政治工作。

1978年6月，时任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部长刘子毅（首任《新黔日报》社长，前排右三）在首次西南五报总编辑会议接见与会同志

在长期革命生涯中，刘子毅先后担任《鲁西日报》编辑，《冀鲁豫日报》编辑部长、副社长，1946年主持创办《济宁日报》并任社长，是我党在华北地区培养的资深新闻工作者，具有丰富的办报经验和较强的组织领导能力。1949年，他随南下支队挺进赣东北，主持创办《赣东北日报》；同年11月，随西进支队进入贵州，负责接管国民党新闻机构，筹建中共贵州省委机关报。

贵阳解放后，刘子毅任贵阳市军管会新闻出版处处长、《新黔日报》社长兼总编辑，是贵州省委机关报初创时期的主要领导人。他主持报社全面工作，把握政治方向，统筹队伍建设、印刷出版、安全保障等重大事宜，在贵州解放初期社会秩序尚未稳定、物资极度匮乏、匪患尚未肃清的艰苦条件下，为报纸顺利创刊、正常出版和稳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论及刘子毅在报社初创时期的工作，王老动情说到：“子毅同志是大学生出身，是《冀鲁豫日报》的资深报人，办报水平很高。他刚来贵州时，面对的是个烂摊子：土匪还在乱窜，社会不安稳，办报的资金紧缺，设备、场地都凑不齐。他作为报社社长，在初创时期，工作重心是考虑如何让报社工作进入正轨，因此稳住班子、把准方向就成了他重点考虑的事情了。”

据李朝贵介绍，在贵州解放初期，潜伏和溃散在全省各地的国民党党政军人员中的反动分子、死心塌地的特务分子、部分起义后又“反水”的叛军和恶霸地主分子、反动会道门骨干、惯匪头子等，他们互相勾结、狼狈为奸，趁二野五兵团主力大部入川入滇作战、群众尚未发动起来之机，采取造谣惑众、武力威胁和挟持等伎俩，裹胁部分不明真相的群众，组成武装匪特约13万人，并于1950年春（特别是三四月间）进行了大规模的武装暴乱，妄图夺回已失去的政权。

当时，群众对人民解放军、共产党还不了解，市面混乱，谣言四起，人心惶惶，加之敌特还进行着破坏，在贵州社会治安尚未稳定的特殊时期，作为贵阳解放后第一份公开出版的党报，《新黔日报》成为向群众传达党的声音、击碎谣言的有力言论武器，因此保障报纸顺利出版、确保报社工作正常运转成为至关重要的事情。正如王老在采访中所言，刘子毅的首要职责，是保障报社安全与正常运转。

张向阳像，王保民提供

张向阳，河北行唐人，1920年生。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投身革命，1939年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毕业后长期从事军队宣传和新闻工作，在战火中成长为一名政治坚定、业务精湛的新闻骨干。

战争年代，他先后参与创办《烽火报》，历任《济宁日报》编辑科副科长、《冀鲁豫日报》采访科副科长、通讯部副部长等职，长期负责采访、通联、编辑业务，熟悉报纸全盘工作，文笔扎实、作风深入，善于联系群众，是冀鲁豫日报重要业务带头人。1949年，他随南下西进支队进入贵州，参与《新黔日报》的筹备与创刊。

贵阳解放后，张向阳先是任《新黔日报》总编室副主任，后任报社副总编辑，主持报社全面工作。他长期主管报纸业务，日夜审稿把关，坚持深入实际、联系群众，重视通讯员队伍建设和通联工作，对报社采编业务、版面质量、队伍作风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以身作则、艰苦奋斗，与职工同甘共苦，深受全社同志尊敬与爱戴，是《新黔日报》事业发展的核心奠基人之一。

图为50年代报社排字工人在工作

王老说：“向阳同志是真正的业务能手，报社里没人不服他。那时候办报条件差，四个版的大样全靠他熬夜审改，常常忙到凌晨两三点，改完稿还得盯着排版。有一次稿件需要进行较大改动，他审改的地方较多，报社工人为了顺利出报，选择重新捡字，结束后已是凌晨五点多，向阳同志亲自向工人师傅表达歉意，并请他们到报社旁边吃‘湖南面’。向阳同志就是这样一位工作认真，待人真诚的老领导，他不摆架子，和我们一起值夜班，有人累垮了，他就自己顶上去。后来他调离报社，再见到我们老同事，还向我们叮嘱‘报社工作太紧，保重身体，别熬坏了身子’，这份牵挂一直没变。”

成功之道：继承发扬《冀鲁豫日报》的办报经验

“刘子毅、张向阳两位同志，把《冀鲁豫日报》的优良传统扎扎实实落到了贵州的土地上。其中最核心的办报经验有三条——党报要讲党性、讲群众性、必须有一支好的办报队伍。这三条，就是《新黔日报》的立报之本。”王老如是说。

王老说：“第一条经验就是讲党性，党报姓党，是新闻工作的根本原则。”在贵州局势尚未完全稳定、敌对势力试图干扰舆论的背景下，刘子毅、张向阳始终将党性建设放在首位。王老说：“那时候党报的政治站位抓得极严，省委副书记、宣传部长轮流审大样，每一条重要稿件、每一个版面标题，都得经过严格审核。我们创刊号报纸的大样，刘子毅同志看了又看，仔细更改，最后负责审样签发的是时任贵州省委副书记徐运北同志。”

在社会治安不稳定、敌对势力试图干扰舆论的背景下，刘子毅牵头明确了严格的宣传纪律：地方报纸不得擅自评论国际时局，必须严格遵循省委部署，同时，他组织采编人员深入学习党的新闻政策，定期开展政治理论培训，让“党性原则” 深植每一位报人心中。这种严丝合缝的作风，让《新黔日报》在复杂环境中始终保持政治定力。

“第二条经验就是走群众路线，”王老说：“‘群众性’ 是党报的生命力所在。”刘子毅曾明确提出：“通讯工作是报纸的灵魂。没有通讯工作，报纸就不可能出版。”刘子毅、张向阳深知，在贵州这样一个基层基础薄弱、群众信息闭塞的地区，办好报纸必须依靠群众，让报纸成为党委与群众之间的桥梁。

“什么叫群众性？”王老解释道：“不是我们几个人在办公室里写稿，是全省上下都来帮我们办报。刘子毅、张向阳来了之后，第一件大事就是抓通联工作。我们先是在全省各地建立记者站，后来又发展了成千上万的通讯员，这些人都是我们的‘腿’，是我们的‘眼’。”

《新黔日报》报社通讯员的聘请书

在刘子毅和张向阳的主导下，报社仅用3个月便完成了全省通联网络的初步搭建：在遵义、安顺、毕节等10余个专区设立记者站，配备专职记者；在各县、乡、村发展通讯员2000余名，建立起覆盖全省的新闻信息收集体系。为提升通讯员业务能力，张向阳牵头编写《通讯员写作手册》，报社还于1950年10月创办内部刊物《通讯业务》（后更名《贵州日报通讯》），开辟 “写作杂谈”“新闻知识讲座” 等栏目，为通讯员提供学习交流平台。同时，定期举办全省通联工作会议与通讯员培训班，通过 “以稿换训”“优秀通讯员表彰” 等方式，激发基层投稿热情。据史料记载，创刊初期报社收到的群众来稿中，85%来自基层通讯员，这些稿件让《新黔日报》的内容更接地气，也让党报的影响力深入贵州千家万户。

为提升报社工作人员业务水平，《新黔日报》出版内部刊物《采编业务》

除通联工作外，两人还带领报社在服务群众、贴合省情方面取得突出成效。针对贵州多民族、山区的特点，报纸专门开辟相关报道板块，反映少数民族地区的建设与发展，突出这一特点。创刊号上就发了《解放军秋毫无犯，各地苗胞殷切欢迎》的消息。以后这类报道日渐增多，从多方面反映了各民族解放后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上的变化，如建设工作，培养民族干部，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以及苗族、布依族文字的诞生等。设立“读者来信” 专页，刊登群众批评建议与诉求，成为党联系群众的重要桥梁，创刊不到一年便处理读者来信数百件，及时回应群众关切。

图为1991年张向阳重访当年土改的地方昌河乡

王老说：“第三条经验就是有一支高素质的办报队伍，这是党报发展的核心支撑。”面对当时贵州办报人才匮乏、人员构成复杂的现状，刘子毅、张向阳坚持 “严管与厚爱并重”，快速打造出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硬的新闻队伍。

“两位领导抓队伍，是真的用心。一方面严，对业务差错零容忍，稿件错一个字、排版出一处错，都要严肃整改、复盘总结；另一方面又暖，把职工当家人。那时候经费紧张，只有35万斤大米的预算，张向阳同志就精打细算，把每一分钱都用在刀刃上，还经常自掏腰包请加班的工人吃湖南面。”王老如是说。

在人才培养上，除选派人员参加外部培训外，报社内部推行“老带新” 师徒结对制度，让南下的资深报人向本地留用人员和新吸纳的青年传授业务技能。同时，建立严格的稿件审核制度，从组稿、编辑、校对到签发，层层把关，确保报纸质量。针对当时物资匮乏的困境，刘子毅统筹协调，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优先保障采编设备与职工基本生活，搭建临时办公与印刷场地，解决纸张、油墨等紧缺物资供应；张向阳则以身作则，带领职工克服睡地板、吃糙饭的困难，日夜坚守岗位，形成了艰苦奋斗、团结奋进的优良作风。此外，报社还建立评稿与奖励制度，对优秀稿件和突出贡献职工予以表彰，激发队伍积极性，仅1950年就表彰优秀特约记者、通讯员8人，树立了良好的工作导向。

此后，刘子毅、张向阳虽先后调离报社（刘子毅1953年调离，张向阳于1959年调离），但他们的办报理念与实践深刻影响着报社的发展。1957年1月1日，《新黔日报》正式更名为《贵州日报》，报头从毛泽东同志手书字中挑选拼组而成，《贵州日报》与国家发展、贵州发展同频共振，逐步发展为贵州权威主流媒体。

此为贵州日报社报社大楼

采访结束时，王老总结道：“现在的《贵州日报》，版面更丰富、设备更先进、队伍更强大，但追根溯源，一切都离不开刘子毅、张向阳那一代人。他们在最艰难的日子里，顶着土匪骚扰的风险、物资短缺的压力，硬是在贵州的土地上建起了党报阵地，这份精神，我们永远不能忘！”

文/韦正凤 王咏梅